2月2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2月28日文章：中国 GDP战略：让人民幸福
如同美国新一届国会启动一样，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将于本周开幕。人们一商在谈论的一个话题是降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和给予人们更多幸福。其实温家宝总理此前就披露说，政府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将GDP增长目标确定为7%，要低于上一个五年规划。
给人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GDP增长难道不能给人民带来幸福吗？从近几周来官方和非官方媒体着重讨论的整体幸福和全民幸福的舆论来判断，情况似乎是这样，官方发出的信息也是如此。
首先，新华社发表一篇长文，论述了政府为何需要将人民生活和生活质量置于经济快速增长之上。《经济观察报》也对不同城市和人群的“幸福”状况进行了调查，深圳的中产阶级似乎是最幸福的人群。引入注目的是，深圳所在的广东省已经打出了“幸福广东”的口号。
甚至像清华大学的胡鞍钢这样一些严肃的经济学家都极力推崇“国民幸福指数”，即便这一指数是区区小王国不丹首先提出的。这一指数重复了“人类发展指数”中的某些概念。其观点非常简单，即经济增长本身不同于发展，因为后者将诸如可持续性、环境保护、社会福利和社会平等一系列标准融合在一起。有人将中国长期存在的不协调状况浓缩为四个字——“国富民穷”。那么新的口号又是什么呢？按照新华社的文章，至少可以是“国强民富”或“国民共富”。
地方须终结“GDP至上”思维
其实，“十二五”规划的主旨是将重点从经济增长转向发展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因此，人们应当将当局在最后时刻强调的幸福和高质量增长这一主题视为与新的经济发展规划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政治信号。但是，为实现这幸福目标，除了设计口号和关键词之外，政府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例如，关注一下某些省份提出的“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目标。
只有北京、广东、浙江等几个省市公布的经济增速目标为个位数。这显然不是地方当局第一次对自己省份的经济增长过于热情。不过，这—次中央似乎向地方当局施加了压力，要求它们同步将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结合起来。增加收入难道等同于增加消费吗？未必，因为你还需要采取鼓励措施，让额外收入变成消费，而不是储蓄。但是，把更多政府的钱放进老百姓的口袋里肯定是有益的。不过，激活并加强入不敷出的社保系统同样是重要的。
如今，如何才能让地方政府采取行动，实施淡化GDP的方针呢？策略之一是改变政治激励机制。将省级官员的提拔及其政治前途与经济增长目标分离开来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取而代之的是，将环境可持续性、能源效率、收入和福利、教育和文化的推动放在与 GDP增长和就业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中国是否能够认真改变其某些政治激励机制以实现其确立的经济目标，对于“十二五”规划能否成功实施至关重要。中国政府目前实际上正在表达它将终结 “GDP至上”的时代。但是，并非所有中国人都赞同或认为这是必须的。(作者美国智库欧亚集团分析师达明·马)
提升幸福指数成重中之重
美国之音电台网站2月28日文章：中国牺牲增长换取国民幸福？
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召开在即。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中国将降低“十二五”期间的GDP增长目标，着力解决房价、物价、反腐、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民众关小的问题。此前，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两会报告和“十二五”规划显示，提升居民幸福指数似乎成了各级政府未来五年执政的重中之重。但是，中国政府真的会牺牲增长换取国民幸福吗？
预计今年两会期间，如何提升国民的幸福度与经济结构转型和控制通胀一起，将成为讨论的焦点。
此前召开的全国各地两会显示，提升居民幸福指数似乎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共识，至少在文字记载的政府工作报告上是如此。例如，北京呼吁“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广东期待“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庆则宣布要成为 “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温家宝总理两会前夕与中国网民的对话也显示，民众的福祉是政府重点关注的问题。他说，领导干部的政绩应该以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为最高标准，而不是以高楼大厦和项目作为最高标准。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似乎意识到高速发展的经济并没有为民众带来幸福，相反他们面临着就业难、住房难、看病难以及社会不平等加剧等问题。
美国工商理事会高级研究员艾伦·托纳尔森说，高物价、收入分配不公、经济转型是中国政府目前面临的三大经济挑战，其中城乡收入差距加大将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数亿农村人口与居住在大城市，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仍然很大。政府意识到这是导致社会和政治动荡的一个潜在因素，以一种有效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仍是政府工作的重点”。
欧亚集团分析师达明—马认为，幸福指数和提高增长质量是为了推动“十二五”规划而制定的一个政治口号。他说：“我不是说他们不会达到这个目标，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希望在更大程度上取得成功，就必须改变一些政治架构和政治制度来为经济转型铺路，因为政治和经济是联系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