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诞辰110周年、逝世70周年纪念。在上个世纪中华民族追求解放的波澜壮阔中，他作曲的《黄河大合唱》，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投身抗战前线，抵御外侮，“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慷慨激越。虽然时代变迁，但《黄河大合唱》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强音。
冼星海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一位卓有成就的作曲家，他与聂耳一起，构筑了中国电影音乐的骨架。因积劳成疾，于1945年逝世于苏联。如今，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东区，还有一条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大街——洗星海大街。
在今年第32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上海、台北、香港200位艺术家联袂推出《朋友，你听过黄河吗？——纪念冼星海诞辰110周年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音乐会》，演绎民族音乐史诗《黄河大合唱》。这次演出是根据冼星海于1941年在莫斯科修订完成的版本排练的，也是这个版本74年来的第一次公开演出。
爱吹箫的渔家少年
1905年6月13日，冼星海出生在番禺海边。父亲冼喜泰在他出生前半年已经去世，一辈子靠打渔漂泊海上的父亲，没能留下任何值钱的家当。朗星满天，海平无际，母亲黄苏英为儿子取名“星海”。
母亲在外奔波打零工养家，小星海被送往澳门渔村母亲的娘家，他的童年可以说是在海浪上度过的，优美朴素的渔家民谣是他声乐的启蒙，而外公黄锦村能吹出喜怒哀乐的那杆竹箫，就是他的玩具。6岁时，外公去世，他便跟着母亲，飘洋过海到了新加坡。
黄苏英没有上过学，却立志要让儿子接受教育。她靠给人帮佣，供儿子上私塾、读英文培训班，考入全日制的养正学校。学校里有位老师叫区健夫，还负责训练学校的军乐队。会吹箫的冼星海一来便引起了他的关注，他马上将冼星海编入军乐队，辅导他学习单簧管。在新加坡7年，冼星海发奋学习，爱好广泛，曾任校刊《星社》的美术编辑，发表过《中国书法略谈》等文章，经常参加校内外的活动及演出。1918年秋天，养正学校校长林耀翔，接受岭南大学专为华侨子弟返国升学所设的华侨学校校长一职，品学兼优的冼星海正是他亲自带往广州升学的20名养正学生之一，顺利进入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附中。为了贴补家用，冼星海开始半工半读，靠每天课余售卖两个钟头的书、纸、笔等物，和加入岭南银行乐队这两件工作，来维持学费和伙食费。他在乐队里吹单簧管，后来成了附中管弦乐队的指挥，由此得到“南国箫手”的雅号。
1926年春，冼星海考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师从作曲家萧友梅和俄籍小提琴教授托诺夫。萧友梅特地安排他抄谱、做图书管理员，以弥补生活费。1927年，萧友梅和蔡元培在上海创办国立音乐院，翌年，冼星海由北平来上海考入国立音乐学院，主修小提琴和钢琴，攻读理论作曲，并在院刊发表《普遍的音乐》一文。
巴黎苦学
在上海国立音乐院的一年，因政府承诺的办学经费迟迟不到位，学生增多，学院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更加紧张。1929年6月，学生因宿杂费涨价和校方发生冲突而罢课，并激发了学潮。此时冼星海住在田汉创办的南国社宿舍里,但是他支持同学们的斗争,并被推举为学生会干事之一,组织去南京请愿。他因此失去了学籍。这时，埋在心底多年的念头冒了起来：到巴黎去，学习做一个“国际的”的音乐家。
他在同学帮助下凑了点旅费，又找到了一个在前往法国的远洋轮上当锅炉工的机会，用劳力抵了船票。1930年春天，冼星海抵达马赛港，从这里走向巴黎。他没有钱，靠做餐馆跑堂、浴室杂役甚至帮佣维生，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此时已在欧洲的马思聪伸出了援手，将他推荐给了曾经教过自己的巴黎歌剧院首席小提琴奥别多菲尔先生。“奥别多菲尔先生，每月收学费200法郎。教我的时候，因打听出我是个做工的，就不收学费。接着我又找到路爱日·加隆先生，跟他学和声学、对位学、赋格曲。加隆先生是巴黎音乐院的名教授，学费每月也要200法郎，但他也不收我的学费。我又跟‘国民学派’士苛蓝港·多隆姆学校的作曲教授丹地学作曲，他算是第一个教我作曲的教师。以后，我又跟里昂古特先生学作曲，同时跟卑先生学指挥。这些日子里，我还未入巴黎音乐院，生活穷困极了，常常妨碍学习。”
在冼星海的回忆里，巴黎的日子总是在兴奋和愁苦中摇摆，学琴的快乐伴随的是失业与饥饿，“除了上课的时间无论如何要想法去上课外，有时在晚上能够在厨房里学习提琴就好……有一次，因为白天上课弄得很累，回来又一直做到晚上9点，最后一次端菜上楼时，因为眩晕，连人带菜都摔倒在地，被骂了一顿之后，第二天就被开除了。”饥寒交迫，居无定所，他便忍辱含羞到街上、咖啡馆拉琴乞讨，“有一次讨钱的时候，一个有钱的中国留学生把我的碟子摔碎，掌我的颊，说我丢中国人的丑！我当时不能反抗，含着泪，悲愤得说不出话来。”
在困苦生活的时日，对母亲的思念和对祖国的关切，成了他学习的动力和源泉。冬天的巴黎寒风嘶吼，独自住在7层破阁楼的冼星海没有棉被，冻得夜不能寐，一切人生的苦、辣、辛、酸，此刻都汹涌起来，激愤的冼星海情难自已，一口气写下了三重奏《风》。他的老师被这部作品震惊，很快就在巴黎音乐学院排演，并由巴黎电台播出。这是法国音乐界第一次听到中国人作曲的音乐。巴黎音乐学院的保罗·杜卡斯教授，破例收下了这个中国学生，不但不收费，还经常给予衣食帮助。冼星海的学业因此突飞猛进，并获得教授首肯，备考巴黎音乐学院的高级作曲班。考试的那天，学院的门卫将他挡在门外，因为这个中国人的衣服与世界顶级的高级作曲班“不相称”。争执不下时，杜卡斯教授过来，攀着他的肩将他送进了考场。在这一年录取的学生中，冼星海因为成绩优异获得了荣誉奖，按照学院的惯例，主考教授请他自主挑选物质奖励，他脱口而出两个字“饭票”，便哽咽无语了……
1935年春，冼星海从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毕业。他想念还在上海帮佣的母亲，一一婉拒了老师同学的盛情挽留。秋天，回到了上海。经田汉和张曙的介绍，参加了“歌曲作者协会”，开始探索、创作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反映工农大众心声的新歌曲。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苏文化协会，和诗人塞克合作创作了《救国军歌》、《保卫卢沟桥》、《赴战曲》等爱国歌曲，用音乐鼓舞中国人民英勇战斗。
抗战烽火
1937年，日寇侵华全面展开。“八一三”事变之后，冼星海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宣传抗日。受周恩来及郭沫若邀请，冼星海于当年10月3日到达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投身10万人参加的长江火炬歌咏大游行。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危难、大众的疾苦，激发了冼星海强烈的创作欲望，他边创作，边宣传，边游行，边谱歌。仅仅一年时间，他就创作了《在太行山上》、《起重匠》等62首歌曲。
在武汉的一年里，冼星海遇到了生命中的挚爱——钱韵玲。
钱韵玲是中共地下党员、中央文委负责人之一、上海暨南大学教授、社会活动家钱亦石的女儿。钱韵玲上初中时，就曾帮助父亲掩护过中共领导人。当冼星海在上海创作了《战歌》并需要灌录唱片时，她和她在新华艺专的同学们就是演唱队员。在武汉，23岁的钱韵玲一边在武汉第六小学任音乐老师，一边活跃在抗日救亡第一线，参加了冼星海创建的“海星歌咏队”，每周两次向冼星海学唱救亡歌曲，再和队员们去教唱更广泛的民众队伍。
1938年1月29日，从上海传来钱亦石教授率战地服务团去浙江工作，积劳成疾不幸逝世的消息，武汉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周恩来和董必武主持追悼会并致悼词，毛泽东发来唁电。会前，冼星海谱写了“钱亦石先生挽歌”，并指挥大家演唱。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送钱先生的挽联16字：不灭的火，永生的石，同垂不朽，亦血亦铁……他的女儿韵玲是在我歌咏班里学习；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她是亦石的女公子。今早她把我作的挽歌送上来，我偶然问她亦石先生是她何人？她更含着泪来答我：‘是我父亲’。她悲伤到不能成声！”
自此，冼星海开始关注起这个心地善良、聪慧可人的小妹妹，而失去父亲的钱韵玲也依恋起冼星海这位善良正直、才华横溢的兄长。三、四月，两人参与拍摄金山导演的电影《最后一滴血》，该片虽中途流产，但冼星海为这部片子谱写的曲子《江南三月》，却是“赠给钱韵玲作为东湖之游的纪念”。此后，他们经常约会在长江的轮渡上，感情至深。在5月14日的日记里，冼星海写道：“……韵玲拿热水来给我洗脚，拿靴子给我换，我觉得她心地很好。不仅纯真可爱，而且外表美，又能处处表现出来。我不禁很感动，甚至我要爱恋她起来！”7月20日，他俩在普海春酒楼订婚，来参加的有田汉等不少文化人。
这年9月，冼星海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邀请电报，两人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以旅行结婚的名义，先往西安。10月，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他们乘坐华侨捐赠的汽车，扮作侨商，躲过盘查越过封锁线，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组织上分配给他俩一孔窑洞。冼星海先是担任音乐系教员，不久担任了系主任，钱韵玲则进入了该院的高研班学习。
《黄河大合唱》
来到延安的冼星海，很快融入了这个热火朝天的新天地。他一边在鲁艺教学,一边到各个单位组织歌咏队。在这个过程中，他对自己的音乐创作开始反思，萌生了一个新的愿望：以民间音乐为基础,参考西洋音乐的先进成果,创造一部中西合璧的民族大合唱。1939年春天，他与诗人塞克一拍即合，创作了《生产大合唱》。
此时，张光年（笔名光未然）率领的演剧三队历经艰辛也来到了延安，老友重逢，张光年讲到了黄河壶口瀑布的震撼，讲到了渡河时船工纤夫不屈的脊梁……随着他的讲述，冼星海仿佛看到了一幅幅画面，这正是他渴望创作的题材——中华民族的苦难、挣扎、奋斗,以及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和对胜利的信心。他催着张光年快写出来。2月26日晚，演剧三队请冼星海共度除夕时，张光年朗诵了刚刚完成的全部400多行的《黄河》歌词。最后一句“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全场掌声未落，坐在窑洞靠门边位置的冼星海就站起来,把歌词抓在手里,激动地说:“我有把握写好它!”
此后，冼星海一遍遍地请光未然和战友们向他描述黄河的壮观景象与渡河的惊险场面，请他们哼唱船工的号子，模仿纤夫的动作……在鲁艺的窑洞里，土炕上支起一张小桌，正在感冒发烧的冼星海不眠不休，6天6夜才思喷涌，如黄河一泻千里。困了，喝一口豆粉冲水的“土咖啡”，饿了，吞一撮白糖……演剧队指挥邬析零回忆:“3月31日,我从冼星海手中拿到《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清稿。手稿用白粉莲纸抄写,由冼星海夫妇手工装订成册,小16开本,册边整齐如刀切。打开看,字迹清晰秀丽,通本一字不涂、一字不改。”
4月13日，即将返回前线的演剧三队和鲁艺音乐系师生试演《黄河大合唱》，虽然乐队只有两三把小提琴、20来件民族乐器,低音弦乐器是用煤油桶制成,打击乐器由脸盆、大把的勺子放在搪瓷缸子里摇晃以造成效果……但到场的一千多位观众无不听得热血沸腾。5月11日,“鲁艺”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周年纪念音乐会,正式公演《黄河大合唱》。毛泽东、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都到现场观看。合唱团一百余人,伴有乐队,冼星海亲自指挥，光未然亲自朗诵。冼星海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了演出的盛况:“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会。里面有几首非常感动人的曲：《黄河船夫曲》、《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黄水谣》。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都跳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我永不忘记今天晚上的情形。我是很严格地、热情地去指挥歌唱队。”
《黄河大合唱》很快从延安传向全国各地，毛泽东特意单独接见了冼星海,送给他一支派克钢笔和一瓶派克墨水,勉励他说：“希望你为人民创作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周恩来则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黄河大合唱》的歌声响遍了全国,并被推上国际舞台，在苏联，在美国，成为推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斗檄文和喧天鼙鼓。
1940年5月,延安第一部电影《延安与八路军》摄制完成,党中央派袁牧之携胶片赴莫斯科完成后期制作。冼星海也被指派一同前往,他的任务是负责影片的作曲配乐及配合后期制作。1941年春天,在莫斯科,冼星海终于有时间和精力完成了对1939年《黄河大合唱》简谱手稿的整理、加工和修订。这个版本是为高水平的专业合唱团与大型管弦乐团写作的,一些和弦结构和应用、声部组合或织体写法均具有创造性和想象力,运用了多种复杂的艺术表现手段。
1941年6月,电影《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已接近尾声,苏德战争爆发。冼星海取道蒙古回国被阻，于颠沛流离中相继完成了《民族解放交响乐》（“第一交响乐”）、《神圣之战》（“第二交响乐”）、管弦乐组曲《满江红》、交响诗《阿曼该尔达》和以中国古诗为题材的独唱曲。他的病情日趋严重，经李立三相助，1945年5月冼星海被送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抢救。10月30日,年仅40岁的音乐家画上了生命休止符。
旧文新读 我怎样写《黄河大合唱》
冼星海
《黄河》的创作，虽然是在一个物质条件很缺乏的延安产生，但它已经创立了现阶段新型的救亡歌曲了。
过去的救亡歌曲虽然发生很大效果和得到广大群众的爱护，但不久又为群众所唾弃。因此，“量”与“质”的不平衡，就使很多歌曲在短期间消灭或全失效用。
《黄河》的歌词虽文雅一点，但不会伤害它的作风。它有伟大的气魄，有技巧，有热情和真实，尤其是有光明的前途，而且它直接配合现阶段的环境，指出“保卫黄河”的重要意义。它还充满美，充满写实、愤恨、悲壮的情绪，使一般没有渡过黄河的人和到过黄河的人都有一种同感。在歌词本身已尽量描写出数千年来的伟大黄河的历史了。
第一首《黄河船夫曲》，你如果静心去听，你可发现一幅图画，像几十个船夫划船，面上充满斗争的力量。歌曲有两种情绪是值得注意的：开首的紧张情绪，是船夫们渡黄河时和波涛挣扎的情形，他们唱“划哟，冲上前！”，“乌云哪，遮满天！”，“浪花哪，打进船！”，“伙伴哪，睁开眼！舵手哪，把住腕！……拼命哪，莫胆寒！”，“行船好比上火线，团结一心冲上前！”最后一段是比较轻松一点。在他们没有渡过河以前，他们充满愉快与光明。经过他们一阵大笑以后，情绪已达到安慰和安心的境地，气也可以喘一喘了！
《黄河颂》，是用颂歌的方法写的，颂歌大多带有奔放的热情，高歌赞颂黄河之伟大、坚强。由男高音独唱，歌带悲壮，在伴奏中可以听出黄河奔流的力量！
《黄河之水天上来》，是一首朗诵歌曲，我用三弦作伴奏，歌词的内容全由三弦表达出，不是大鼓的伴奏方法，也不是普通的京调伴奏方法。欧洲有一种歌词与伴奏独立的歌曲，由曲作者沃尔夫的提倡而完成。但中国歌曲用三弦来伴奏而表达歌词的内容，又可独立成一曲的，恐怕是第一次尝试。三弦的调子里，除了黄河的波浪澎湃声外，还有两个调蕴藏着：一个是《满江红》，另一个是《义勇军进行曲》。但只有一点，而没用全曲（这是由于曲调组织的关系）。
《黄水谣》，是齐唱的民谣式歌曲。音调比较简单，带痛苦和呻吟的表情。但与普通民谣一般只表达颓废不同，《黄水谣》里面还充满着希望和奋斗！
《河边对口曲》，是用民歌形式（用山西音调）写的，最后三段二部合唱是用甲乙的主调配合起来的。三弦和二胡代表甲乙的对唱和合唱。还有，过门是比较轻松有趣的。唱的人宜用动作去帮助歌曲的传达，更觉生动！
《黄河怨》，代表妇女被压迫的声音，被污辱的声音。音调悲惨缠绵，是含着眼泪来唱的一首悲歌。假如唱的人没有这种感情，听众必然没有同感的，而这应是值得注意的。
《保卫黄河》，是一首轮唱曲，从两部起至四部轮唱。每一句开头都要有力，而且要健康地、乐观地唱出。这是全用中国旋律写的。到三部至四部轮唱时，内中有“龙格龙格龙”，是轮唱的伴唱，唱时要唱出风格才有趣。整个是非常有力和雄伟的，一起一伏，变化无穷，只是要留意不停地把旋律唱出。
《怒吼吧！黄河！》，是一首四部的大合唱，里面有二、三、四部不同声部的组合。曲调是诚恳和雄厚，但充满热血和鼓励，是《黄河》一个最重要的主调。最后两句：“向着全中国受难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要不断地唱三、四、五次，直至听众有了同感才转到结尾。最好用军号吹奏主调，用战鼓伴奏，更可表现黄河的伟大。它的怒吼启发着全世界的受难大众和劳动的人民。
《黄河》的作法，在中国是第一次尝试。希望爱护中国新音乐运动的群众给我一个指导，使我得了鼓励，更努力去创造。
摘自《冼星海全集》
这首大合唱在1939年3月26日写，3月31日完成，写于陕北抗日根据地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时际演剧第三队来延，光未然同志把黄河歌词写好后即交我去谱，写成后由第三队邬析零指挥，4月13日第一次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演出，其后鲁艺周年纪念晚会在5月11日和12日举行了两次表演，均得延安各界的好评。
以后延安遇到有大的晚会，如欢迎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邓宝珊将军、茅盾、沈志远和蒙古代表及国民政府的调查团、慰劳队、西北摄影团等，都是以《黄河大合唱》为中心。这曲是在鲁迅艺术学院一个小窑洞（鲁艺旧址）里写成的，为着第三队要离延，我就以五六天的时间连总谱和合唱写成了。因为各地不论前线和后方都欢迎这个大合唱，所以我老早就有意思把它写成五线谱，用交响乐队伴奏合唱，比较简谱所写的更好些，但因为忙于教务和创作，一时未能执笔。但1941年春，我很顺利地把它完成了。这种配器法是欧美和各国都可采用，比较以前的简谱更国际化，但同时这个作品是民族形式和具有进步的技巧。
这大合唱在延安演出时曾屡次由我指挥，合唱队由100起增加到500，乐队20余人，多用中国乐器。大礼堂几乎容纳不下，声音远远可以听到。
还在延安的时候，人们就告诉我，重庆和国内各报都有说及《黄河大合唱》是抗战期中新音乐的创举。当我1940年夏天在西安办事处时，萧三告诉我，他的老婆在莫斯科看到了英文报报道我和《黄河大合唱》；苏联名记者和摄影师卡尔门先后在“国际文学”和1940年莫斯科出版的“旗帜”写了一篇文章，名《在中国的一年》，其中也有关于我和《黄河大合唱》的评论。我当然不会因为这样就满足。尤其是有一天，吴玉章同志当全体鲁艺学生教员集合时，说及我的努力和《黄河大合唱》得到国际上的嘉许，我听了之后，自问惭愧，因为我历年所想创作的作品，一方面要多产，一方面又要精练，一个《黄河大合唱》的成功在我不算什么，我还要加倍努力，把自己的精力、自己的心血贡献给伟大的中华民族。我惭愧的是自己写得还不够好，还不够民众所要求的量！
因此我又写了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和其他作品，但我还要写，要到我最后的呼吸为止。
摘自《冼星海创作札记》
